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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零九章 粮食至上

  “孙总,为什么要用革命这个词?”冬子的印象中,这个词仅用于社会运动,或者说产业升级。比如听过农民革命,这是社会运动。也听说过工业革命,这是产业升级。而把一个食物与之匹配,总有一点虚张声势的嫌疑。
  “那就是革命,薯类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明朝,南宋时期还没有进入。而它所带来的粮食产量的巨大变化,从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就可以看出来了。”
  听到冬子在问这个问题,身边另一个专家,对冬子进行了详细的解释。中国历史上,人口数量从几千万升级到一亿,发生在明朝。而从一亿升级在两亿以上,发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。所谓盛世,不是那些所谓历史学家所说的什么圣明君主有多么神奇,只不过推广了薯类的种植,粮食产品巨增,才是根本原因。
  这个道理虽然很浅显,民以食为天嘛。但是,具体的关于历史的说法,对冬子来说比较陌生。
  邻坐的人专家问了冬子一个问题:“历代农民造反,是为什么?”
  “我听说,是因为权力腐朽。”冬子回答这个问题,底气就不那么足了,他也是在中学历史课上学的一点知识。这个答案,总还比过去某些书籍写的“昏君无道、红颜祸水”之类的理由,好像要靠谱些。
  “莫听那些宏大叙事,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我从高中时就跟历史老师争论过。”邻座有些愤愤然:“历史上的书生误国,害了一代又一代,思考的方向都错了,哪里有什么真相?”
  冬子此时知道,一个新的理论即将展现,表示出愿意洗耳恭听的态度。
  “就权力谈社会已经很下作了,况且还以道德来解释社会,错得离谱。你应该学过马原吧?”冬子还没来得及回答,他就抢先说了起来。估计,他喝了酒,久未发言,已经憋得不行了,表达的欲望,随唾沫,喷薄而出。
  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,这你承认吧?”他这一问,好像是在质问冬子,当然,冬子知道,他针对的某个观念而不是某个人。
  “生产与分配,在决定社会中,哪个是第一位的?”
  “当然是生产。”这个基本原理,冬子也学过,小袁也给他讲过。
  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”对方居然夸了冬子一句,冬子感觉到对方阴晴多变的激动。
  “搞历史的人,从来不认真分析生产,老在分配上打转,为什么?”
  冬子试着解释到:“也许,是他们擅长这个吧?”古代典籍浩如烟海,大量的内容,都是这样的,搞历史的人,估计也学的这个,擅长这个。人们解释一个事物,总喜欢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,这是人性。
  “其实,不光是因为他们擅长这个。更主要的是,中国农业社会已经在两千年前就定型了。也就是说,两千年来,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,甚至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创立成都平原为天府之国后,农业发展的巅峰就已经树立了,后无来者。”
  冬子小心地理解到:“你的意思是,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与成效进步小了?后来的这些朝代?”话虽然不严谨,但意思大概是对的。
  “对,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生产没革命,理论上能够革命吗?孔子的学问为什么在两千年的时间保持稳定的地位?因为,那时的生产从此就没变过,所以思想也就无法改变。超级稳定的内部挖潜,导致史学没有进步。治理模式,也算是分配模式,没有改变,重复着相似的治乱兴替的循环。”
  冬子真害怕他也进行某种宏大叙事,尽管他们的小讨论,声音还不算大。
  “所以,没有生产的革命是内卷的。”内卷这个词再次出现,上一次是听小袁说的。但是,这方面小袁还算专业,而这位专家,他是搞科学的啊。
  “几千年以来,我们的历史是一部主粮与人口关系的历史,这才是正确的解释办法。”他喝了一口酒,故意把砸巴嘴的声音搞得夸张一些,发出了“嗞”的一声音,泛红的眼光透露出某种神秘的色彩。
  “我们老祖先,在西安,在关中平原,定都,为什么?因为当时这里粮食产量高,养得活王朝。你看看,过去的开封还是杭州还是成都,这些古都,都处于适于农业耕作的地方,为什么?再大的事,都大不过粮食。”
  把粮食作为历史的主角,这是冬子第一次听到的观念。
  “胡焕庸线决定了南北粮食产量的差距,影响了中国权力中心的南移,但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命,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。而与匈奴的战争,与草原荒漠化有关。气候决定粮食,粮食决定人口,人口决定实力。而人口与粮食的关系,决定着王朝的命运。”
  确实,他讲的方式,就是一种宏大叙事,但冬子根本听不懂。毕竟作为厨师,对粮食的敏感让冬子迅速超越了对矜持的保留,他虚心地问到:“你说细一点,在宏观了。”
  有学生问问题,是老师最开心的事。两人低着头,开始了小课堂。
  所谓胡焕庸线,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分界线。我国几千年以前,也就是春秋到汉,权力中心在长安,因为那时的关中平原,雨水充沛,土地肥沃,养育着精干的人民。有粮才有兵,权力就产生了聚集。汉朝以前,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西羌,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的边沿地带,已经开始干旱了。人没得吃的,要得靠抢,屡屡侵犯中原,占据了整个周朝的历史。
  后来干旱进一步东移,到了蒙古草原,匈奴养活不了人口,就往河东来抢了。从秦修长城到汉武帝打击匈奴,都是因为北方干旱造成的。而干旱继续向东向南压,为解决这些问题,才有秦国的郑国渠事件,水利,只不过是人类抵抗干旱的暂时办法,北方政权因为粮食不足,渐渐向南方移动。比如唐代,虽然都城在长安,但也设立了东都,在洛阳,权力中心开始向南向东偏移。
  比如魏晋南北朝时,南方的权力中心就比较强大了,孙权建吴,强盛一时,就是证明,因为粮食产量高。
  到了唐末后期,五代十国,北方杀得不像样子,其实就是抢粮食,而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因为雨才是关键词,意味着粮食的充足。
  但是,北方就此衰落了吗?并不。因为小麦的大规模种植,给北方续了命。小麦是外来物种,不是中国原产的。当它引进,并在唐代以后大规模种植,彻底改变了北方人的饮食结构。所以,今天的西安,是我们的面食之都。
  小麦可以在旱地种植,并且产量与水稻差不多,这就保证了南北方在粮食产量的平衡竞争格局,所以,南北之间的权力争斗,才可以势均力敌。
  胡焕庸线,其实就是中国气候与雨水分布的分界线,也是小麦与水稻种植的分界线。
  当粮食单产无法扩大时,那要保证有限的粮食产量与人口的不断增长的平衡,只有在土地面积上想办法了。
  所以,所有农民造反,都是因为土地的事。鼓动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是饥饿,吸引他们奋力冲锋的希望,是分田地。包括过去的秦朝统一六国时的虎狼之师,为什么会如此凶悍?只不过只为只要有军功,就可以分得土地。
  当一个王朝新建,重新分配土地后,农民得到了维系生存的粮食,天下就安定了。但是,这是有极限的。比如当时粮食产量,不管是水稻还是小麦,亩产都在大约二三百斤的样子。在周朝井田制时,有这样一个税收法则,一块地分为九份,八份为种田者自己的收成,另一份为国家的税收。
  为什么会这么分呢?因为如果按井田制当时的规模来看,每一份为一亩,每年产量为二百斤,那就得到了1600斤,可以养活多少人呢?大概可以养活4至6人,这正是当时一个小家庭的人口数量。所以,抽税再不能多了。再多,有人就得饿死。
  每个朝代初期,土地分配,大约能够保证一个家庭有10到15亩土地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?因为战乱与饥荒、社会动荡与瘟疫,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。所以,固定的土地面积,分配下来,还能够养活人民,支撑朝廷。
  但在和平时期,我国医学又比较发达,瘟疫大规模消灭人口的现象很少,所以,人口增长得很快。再加上土地流转,以及财富聚焦的马太效应,土地被越来越少的豪强占领越来越多的面积,失去或者减少土地的农民就开始无法生存了,怎么办?逃荒?打短工?都不是事。
  当时,要是工业革命发生了,这些流民可以转入工商业,为工业社会的主力军。但是,并没有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出现,人们还得要在土地上找粮食吃。没有土地,就断了命根。
  冬子听到这里说到:“怪不得,历代王朝,都把开疆拓土的人当成第一功臣,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耕种面积,养活更多的人。”
  “对,土地是革命的原因,也是目的。其实,就是粮食。因为增加粮食产量的办法只有扩张或者重新分配土地。这都是零各游戏。毕竟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是固定的,你多了,他就少了。零和游戏是最残忍的,内卷化的血腥的战争。”
  经过他这一提醒,冬子好像明白了些什么,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。
  邻座继续着他的讲述。古代的历史其实就是土地过度集中与重新分配的历史。原因很简单,战争的目的,是为了抢夺土地,其实就是抢夺粮食。而草原民族对中原入侵并不占领,原因只是,他们是游牧民族,占领农耕土地,对他们意义不大。因为,主食结构不同,所以战争目标不同。
  相反,历史上的元朝与清朝,虽然拥有了国家权力,但他们仍然要在政治上,服从儒家的思想与传统的统治方法,只是因为,中原地区是农业社会。管理农业社会,必须用农业伦理与政权模式。这就是被他们吹得神乎其神的:可以马上打天下、不能马上治天下。并不是孔孟学问有永恒的价值,只是因为,它是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晶。这一套文化,不适应于草原民族。但要统治中原,只有依靠它了。
  “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,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基础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?”冬子也是学过几天马原的。
  “对,这是正宗的历史唯物主义。”对方肯定了冬子的说法,继续讲述。
  “权力的中心从河套平原南移到关中平原,再到中原大地,向东到华北平原,都是我国干旱发展的一个趋势,这个趋势决定了一个大的历史进程。”
  这又开始宏大叙事了,冬子觉得,要把话题缩小些,免得自己不太好理解。于是说到:“难道,没有其它解决饥饿的办法吗?”
  “有过。比如开源节流的办法。我先说节流吧。”他又开始了漫长的演绎。一个例子很生动。人们有了粮食后,对饮食的多样化有了追求,最普遍的方式,就是养家禽或家畜,也就是把植物淀粉转化为动物蛋白,提高热量的摄入效率。
  热量摄入效率是一个专业名词,但在冬子理解起来,很好打比方。比如吃了肉的人容易饱,没有油水的人,很容易饿。单位质量的淀粉与动物脂肪和蛋白质,给人提供能量的大小,是比较悬殊的。吃得了一斤米饭的人,恐怕不一定吃得了一斤肉,即使吃得下去,消化的时间,要长得多。
  练健美的人,要让身体强壮,必须补充动物性蛋白,或者吃蛋白粉。光靠米饭,吃不出斯瓦辛格和斯泰龙的身材。
  人们总是爱吃肉的,但转化为一斤肉所需要的粮食,恐怕得好几斤粮食,你倒是吃好了,可别人,就有可能饥饿。所以,强调节约,也了我们的优良传统。如果不是这样,就会出“朱门酒肉臭、路有冻死骨”的现象,天下也就要大乱了。
  还有就是酗酒,这也是与粮食节约理论相矛盾的。俗话说一斤酒三斤粮,所以,在国家粮食困难时期,是要节制酒的消费的。
  邻座说到这里时,反问冬子到:“你知道,酒与色,总被用来批评昏君,为什么古代的文人,对君王这两样爱好,那么敏感呢?”
  “估计酒喝多了,就浪费粮食。一个人占有妇女多了,就会减少人口,是这个意思吧?”
  对方对冬子能够看到第一条,觉得正常。对冬子能够看到第二条原因,觉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。君王占有女性太多,且不说这些女性没能够尽到多生育的目的,光说生下来这些皇子们,都不会成为生产的劳动力,只会成为消耗粮食的无底洞。消耗的多了,生产的少了,饥饿就会扩大蔓延,王朝经济基础就受到了侵蚀。
  “假如宫中佳丽三千人,如果她们正常与普通百姓通婚,以一个妇女生两名后代来计算,她们可以产生六千名生产劳动力,对不对?”
  冬子觉得话题有些偏了,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  “但是,她们都进入皇宫,能够生出六千人出来吗?”
  冬子摇了摇头,传说中子嗣最多的周文王,一百个儿子,就了不起。更何况,一般帝王,占有妇女虽然多,但大不了十几二十个后代,进入皇宫的女人们,人口生产的能力根本没有发挥出来。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与劳动者,任何对劳动者生产的浪费,都是对生产力的阻碍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说,所谓的道德标准,其实根本原因,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决定的。
  “更何况,她们生出的皇子,都不是劳动者,只是消耗者,这一进一出,绷紧了社会粮食的紧张度,是注定受到人们批评的。”
  把道德标准归结到粮食生产上来,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思路。
  “那你所说的,节流我大概知道了。那开源呢?只有提高国土面积,开疆拓土这一个办法?”
  冬子的提问让对方把话题,回归到粮食主题上来。对方解释了开源的办法。除了扩大土地面积,还有办法,就是开荒,开垦山地,让原来不适宜耕种的土地,变得可以种植粮食。种不了主粮,种些杂粮也可以。比如玉米可以种在山坡上,而大豆,可以间种或者种在田坎。
  还有一个办法,就是改造原有土地,通过水利建设,避免天灾干旱的损失,或者通过施肥技术的改善,提高土地肥力。再就是改善耕作方式,尽力挖掘土地潜力。
  “你知道,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擅长精耕细作的民族。非洲人种田,同样的作物,他们的单产,甚至赶不上我们明朝。为什么?因为,他们没有像我们的祖先一样,把精耕细作,发挥到极致。”
  冬子不是农村人,但他知道农民是辛苦的,有一个说法他听说过,伺候土地,把土地当爹娘一样伺候,就可以形容出农民对土地的精细程度,到了宗教般的地位。
  但是,据邻座说到,这些办法,都不能解决和平时期人口膨胀的问题。土地面积限定,土地单产限定,而人口增长是人类的自然属性,势不可挡。人们为了争夺粮食,就有了战争。因为饥饿与战争,都有死亡的危险,不如一拼,或许有机会。
  战争的后果有两个,第一,重新分配土地,让饥饿得到缓解。第二,每一次战争都是一次大规模人少减少的消灭运动。人口数量少了,吃粮食的人少了,土地面积得到保障,所以新王朝建立后,不需要多严格的管理,社会会自然恢复到一个新的平衡。这就是他们吹上了天的“休养生息”政策。
  冬子理解到:“这个政策说得高大上,原来也只是生产与分配模式的重建。”
  “当然,这个政策是你说的这样。但这个词却包含着一个很准确的哲学思想,很了不起的。”
  “你说的是什么?”
  “就是休养生息的那个息字,太生动太贴切,文化史上的精华,简直不要太伟大。”
  “你如此高的评价,得讲道理噻?”冬子给他示意了一下,表示敬酒,对方也喝了一口,手里早就在捏的饭团,也塞进了嘴里,好像在给他这个粮食的宗教,作一个人体的示范。
  “息,人活着就靠一口气,从西医角度来说,就是呼吸。从中医角度来说,就是气息,就是命。所以,生命的气息,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,生息,是所有王朝最应该做的事情,这才叫良心与道德,这才叫权力用对了地方。”
  这个道理,冬子倒是可以理解。毕竟孟子也说过,天下最珍贵的,民为贵、君为轻、社稷次之。也就是让人民活着,是最重要的。而所谓的社稷,那个稷字,其实是指的粮食。社是宗庙是房子。所谓社稷的原始含义,就是有的吃有的住。让百姓有吃有住,你就是好君王了。
  “但是,这个息字,还无意中指出了另一个真相。”对方很神秘地看了看冬子,然后盯着天花板说到:“这个息字,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。为什么?因为农业,在土地上种植粮食,按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四季交替,每年有收成。这相当于什么?”
  他并没有问冬子的意思,因为他的眼光还在向上天寻找答案,仿佛在与某个终极神仙对话,其实,他的目光所及,只是天花板上的吸顶灯。
  以一种愤世嫉俗之气,搞出千年一叹的深邃,这位理工男仿佛找到了自己哲学定位的logo,真理在我之手的激愤,说出一句让冬子百思不得其解的话来。
  “农业是收天地的利息,而工业,直接取用大地的本金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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