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不容易止住笑，秦时竹翻开下一页稿纸说：“那我继续说下去吧，中产阶层主要是城市中有专业技能或特殊技能的人，一般收入中等，可以维持小康水平，但依然面临着沦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的危险，例如教员、政府低级职员、会计等等，他们一方面努力希望向上等阶层靠拢，一方面又很害怕沦落下去；
资本家阶层可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民族资本家部分，主要是国内兴办实业的企业家和大商人，比如张謇，又比如我岳父（秦时竹说到这里，大家都点头，心想，他要不是就没人是了）……一般而言，他们掌握了比较雄厚的资本，兴办了一批产业，有一定作为，虽然与列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但依然能够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或基本独立；
买办资产家部分是指与外国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企业家和大商人，他们的经济势力和科技水平主要建立在勾结列强的基础上，他们虽有一定的独立意识，但只要列强一紧逼，很容易动摇、退却，甚至反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同胞，他们往往从属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主子，如果看到他们也反对列强，那肯定是和他们主子之间有仇的那一部分……他们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，如盛宣怀等人；
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很难划分清楚，具体到某一个人往往会变动、转化，甚至会有兼而有之的特征，但大体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。
本来，官僚阶层是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特征，士、农、工、商的传统分法就单独列举为一个阶层，但我以为，从前的分法大都以职业为划分，并不能反映其经济地位，故而让人费解。官僚阶层本身也分层，其下层，主要是供职于政府的普通职员或低级官员，无特殊技能，如衙役、捕头等，可以划入农民阶层；中层官员，有一定专业技能，收入尚可，经济地位与中产阶层相仿，如文书、师爷等，故可以归入此一阶层；上层官员，一般地位较高，经济实力雄厚，有一定能量，我把他归入地主阶层和资本家阶层。在现实中，也常常可以看见，很多官员在朝时是官僚，在野时是地主，两者的身份结合体现得极为明显，地主阶层中那些穷奢极欲、腐化堕落的，往往也是这批人，因为他们的钱财大都来自于贪污受贿，钱来得方便，花钱自然也大方，象袁世凯就是大地主，一人娶十几个姨太太……”众人哄堂大笑。
“官员中有部分比较开明，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新兴实业中去，由于他们掌握政权，有地位、有实力，各方面人际关系娴熟，慢慢地从地主变成了资本家。有些严重依赖国家政权和外国势力，那就是买办化的资本家，如盛宣怀，既是邮传部大臣，又是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。那些官督商办的官员，比如象周学熙那样，一开始也有买办色彩，但逐渐逐渐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。在我们东北，禹部长就可以算是民族资本家阶层出身。”
“复生兄，我个人感觉，有些人身上不仅有一种身份，甚至可能有两重。”袁金铠说，“就拿沈先生举例，他不仅是地主阶层，同时也是资本家阶层，这个您做何解释？”
“一个人归入于哪个阶层，并不是说他和哪个阶层沾一点边就属于哪个阶层，而是看他主要的经济地位属于哪一个阶层。”秦时竹说，“以我岳父举例，这些年钱是越来越多了，但地却没有多起来，甚至更少，因为都用来办实业了，他虽然也带着地主阶层的特征，但主要的经济地位是在资本家阶层。”
张榕问：“从都督这个分法来看，似乎还有按职业区分的痕迹，比如，在农业是农民和地主阶层，在工业是工人和资本家阶层，只不过是成对出现，而且将‘士’这个阶层取消了，您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“这个结论大体不错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。比如，夏师长的丈人办了垦荒公司，雇了一堆人开荒、种地、卖大豆等农作物，从事的也是农业，但他就不是地主阶层，或者说他的主要经济地位不是地主阶层，而应该是资本家阶层。他所雇佣的农民，应该算是产业工人中的农业工人。”
“都督的分法很不错，不仅独到而且准确，但这个分法有什么意思吗？和我们的党纲、党义有什么具体联系？”
“为什么要这么区分，就是要探究社会不公、不安究竟产生于何处。除了清朝这一代，大家说说历朝历代灭亡的真是原因是什么？”
大家纷纷讨论起来，不外乎农民起义、外族入侵、内部权臣政变等等。
秦时竹说：“中国古代，历来就是农本经济，多小农，即使有商人也是‘崇本抑末’，发达不起来。这么多王朝为什么会亡，我看根本问题就出在农民身上。清朝有句话我觉得说得不错，‘清之天下，非得自于明，而得自于流寇’，是李闯王打进了北京城，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。可李自成为什么会造反？中国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，是不会造反的，‘官逼民反’时早已是‘苛政猛于虎’了。”
“据明史记载，主要是陕西大灾，明廷不但不减税，反而继续加派赋税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所以才纷纷起来造反。”左雨农说，“特别是为了和满族开战，加派三饷尤为苛刻。”
“这只是表象，中国历代的兴亡，其实可以从土地兼并上找出原因。每个朝代前期，土地兼并之风还不是那么厉害，故而天下可得安生，中期以后，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而赋税却越来越加于农民身上，地主大都有权有势可以不缴纳，而农民就只能饥寒交迫，他们无奈之下，或者逃亡，或者依附于地主。但朝廷的赋税是不会减少的，这些空额就只能由其他农民继续承担，好比一村本来有100户纳税，后来变成了50户纳税，纳税的人少了，税额不少，等于每户的份额就多了，更加刺激其余的农户流亡，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就是天下大乱，造反蜂起，然后就是打仗、死人。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后，人口减少，有些地主死于大乱，他们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，这个兼并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，等太平日久，又开始新一轮的兼并，然后再大乱……如此周而复始，形成一个怪圈，每个王朝开头都是政治清平、社会安宁、百姓可得温饱，到末期却都免不了民不聊生……”
“都督的话真精辟。”左雨农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原来总以为是开国皇帝知道百姓艰辛，故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然而他们子孙不像样，所以天怒人怨……”
“从都督这个意思来说，土地兼并是治理不好的喽，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，是不是面对崇祯末年这种情况恐怕也无能为力？”袁金铠问。
“一个好皇帝和一个坏皇帝相比，总归对人民是有所好处，如果崇祯末年李世民为帝，明恐怕不会亡得那么快，但人终究有一死，李世民的子孙不可能都象李世民这样能干、英明，这个王朝总有亡的时候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实行共和、宪政，传贤不传子，可以保证天下安宁。”张榕感叹道，“没想到为什么要革命这个道理经过都督这么一说，变得如此清晰。”
“我说这个，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解释革命。”秦时竹说，“你们注意到没有，各大列强自己也有农业，也有农民，他们也有土地兼并，为什么他们就不亡国呢？”
“主要是靠掠夺我们，且不说鸦片战争，光甲午一战，赔了小日本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，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国近十年的赋税收入，辛丑条约赔得就更多了。”
“不完全对，列强之所以发达，之所以不怕土地兼并，是因为他们发展了实业，或者说工业。”秦时竹认真地说，“一国的土地终究是有限的，这个不大多得起来，但人口却是年年增加，大家如果都挤在一起弄饭吃，迟早要出乱子。你看现在无业流民这么多，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。幸亏现在革命，如果还象洪秀全一样，登高一呼，万众响应，这些流民就会都投身进去，造成的破坏力相当惊人。发展实业，就可以吸纳众多的劳动力，一方面减轻了社会压力，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。试想，一个占地一千亩的煤矿，如果是农田，那五十户人家耕种还是紧巴巴的，但这么大的煤矿如果用来挖煤的话，起码得雇5000人才够；又比如一块20亩的荒地用来开纱厂，可以吸纳1000以上的工人，创造的财富何止种田的千倍？全国除了我们东北还有西北，哪里还有多余的地方让农民开垦？时间一长，天下又得大乱。”(未完待续，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登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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